我來回答

熱心網友回答 (3)

  • 3364139961159096

    2019-08-01 00:10

    陽廵撫李三才奏:江北先因倭警增兵,議留鹽課、漕糧、關稅、贓罰各稅,並加增賦役等銀充餉,今奉詔查豁防倭丁糧,然兵防遽難盡撤,共汰革過官兵一千五百六十四員名,沙船一十二隻,議將先次加增賦役銀二萬兩先行豁免,其後次加派丁地銀五萬四千六百八十八兩與原留院道贓罰各稅等銀共五千九百兩,照舊充見在新兵支用。

    戶部言:贓罰、稅契原系濟邊正額,似難久留,請將後次加派丁地銀及淮安醃切稅銀二百兩,海船稅銀七百兩,徵留充餉,其院道、贓罰、各屬稅契自,三十一年為始,各照原數解部,以備邊費。至於查豁先次派增賦役二萬兩,准先豁免一萬五千兩,仍徵五千兩,以抵取解贓罰稅契之數,從之。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初十

    以征播乏餉,從戶部議,命四川、湖廣地畝權宜加派,總督於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侵漁等弊,毋累窮民,兵罷之日即行蠲免。

    三大征哪個寺庫出錢最多,兩個,太僕寺和戶部

    另外,寧夏之役及朝鮮之役的前半段就不可能靠礦稅接濟,因為寧夏之役在萬曆二十年即宣告結束,朝鮮之役的前半段在萬曆二十二年明軍撤離朝鮮,也基本結束

    而開礦稅,則要到萬曆二十四年六月十九,府軍前衛千戶仲春因乾清、坤寧兩宮被焚,才提出開礦助工。那麼朝鮮之役的後半段及播州之役是否就靠礦稅、內帑接濟了呢,一句話,您別想太多。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十三

    太僕寺少卿李思孝乃疏言:頃者皇上以軫念災民,發本寺金十萬賑濟畿輔,誠天地之德甚盛心也。既而戶部以邊餉為請,又命借本寺三十萬。夫計臣餉兵,但知兵餉之窮甚於餉兵,臣稽往牒,在嘉隆間,舊庫積至一千餘萬,盛矣!

    迨萬曆十八年西征哱劉,借一百六十萬;

    東征倭,借五百六十餘萬;

    二十七年為邊餉借五十萬,又為征播借三十三萬;

    三十一年又為邊餉動老庫二十一萬、馬價三十萬;

    三十二年又以年例借三十萬餘。先是,二十九年以邊餉不給,頓借百萬,前後所借在計部者已九百八十三萬矣。而二十九年,工部以大婚大禮借三十五萬,三十一年光祿寺以年例借二萬,又借三十七萬,今老庫見存者二十七萬耳。

    三大征總計借支太僕寺銀160+560+33=753萬

    接下來是戶部

    朝鮮之役中,戶部用錢多少呢

    戶部上過一篇《遵屢旨,酌廟謨,備陳朝鮮君臣不易之籌,乞聖明鑑裁,以決兵食大計》疏,內言:

    朝鮮之留戍兵以防倭也,視之動止以決兵之撤留自有主柄者,本部毫無敢幹。惟是糧餉出之本部,除倭未退先七年間,運去銀三百餘萬,各處調兵扣留京運及加派丁地,共銀二百四十餘萬不計外,自昨歲迄今春,戍兵並撤兵行餉又七十九萬有奇。近准督撫報稱,兵遭風波之變,役過夏季餉銀一十萬九千餘兩急求補發矣。

    戶部太倉庫總計發過銀300+240+79=619萬

    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初六

    戶部題:近該總督邢玠咨請各兵月餉,勢若燃眉,除本部動支解運外,惟是東征以來,運過本色以八十萬計,費過折銀以四百餘萬計,此皆額外搜括,庾帑一空。幸賴天威,島氛迅掃,正宜節浮汰冗,以蘇物力。今查前項開除,各兵月餉多至二十二萬有奇,按月稽算,則冊上實數得無虛冒,即逐名查核,而中間事故截日不無扣存,不可不察。及查天津鹽菜,月定三錢,朝鮮鹽菜有九錢以至一兩二錢者,尤宜酌裁。至於把總梁天胤藉口募兵,逗遛觀望淮揚登旅,虛費帑金幾於四萬,及抵朝鮮,倭己敗遯,今稱十一月迄今又該補餉三萬八千餘兩,朝廷未得毫米之力,而縻費已不貲矣,艱窘帑藏,何能堪此,伏乞天語叮嚀督撫二臣,酌內外緩急之辦,念時事掣肘之艱,從長計議,月餉再加稽查,鹽菜應否裁酌,務在有禆國計,罔實漏巵。

    上命銀兩准給發,以後著督撫用心稽酌,毋致浪費。

    另外還有本色糧800000石

    播州之役,按《明代播州之役軍費考》一文,引述時任總督湖廣、四川、貴州的李化龍及貴州巡撫郭子章的疏報,開列如下

    四川籌得軍費2478692兩,內

    戶部太倉銀70435兩

    兵部太僕寺銀40000兩

    鳳陽咨解銀85560兩

    湖廣咨解漕折銀30000兩

    蜀府銀2000兩

    四川髒罰銀35000兩

    四川布政司庫銀136482兩

    川東道銀642147兩

    川南道銀526696兩

    川西道銀2152兩

    貴州補銀100000兩

    各府州縣解銀420531兩

    成都支造價銀4000兩

    四川加派地畝銀123425兩

    四川加派運夫工食銀257376兩

    銅錢1731804文,折銀2886兩

    貴州籌得軍費1111096兩,內

    兵部太僕寺銀60000兩

    南京戶部銀100000兩

    雲南解到銀122066兩

    黔國公解到銀2000兩

    兩廣解到銀380000兩

    湖廣解到銀51951兩

    河南解到銀90000兩

    福建解到銀100000兩

    福建木價充兵餉銀33333兩

    江西木價充兵餉銀3333兩

    應天木價充兵餉銀1952兩

    戶部題留湖廣漕糧89230石,折銀62461兩

    湖廣籌得軍費902664兩,內

    戶部題留漕折各項銀400000兩

    戶部題留本色漕糧折銀96664兩

    湖廣布政司銀146000兩

    湖廣地畝加派銀260000兩

    可以說,播州之役三省籌得的449萬兩軍餉,除來自中央兵部、戶部之外,多是地方自籌、協濟,無一分來自於神宗的內帑

    另,實際上還有其他府庫也給與三大征以很大的援助

    萬曆二十年八月初七

    兵部題:寧賊勾虜,糧道阻絕,固原一帶無重兵,萬一長驅,關陝震動,今宜深計者,惟討賊御虜,轉餉飭兵四事。決水灌城固應亟行,尤令官兵畫地分守,如賊出虜入於信地,以失機論,亟發精兵截虜。陝西廵撫調集各堡兵軍,預責地方收斂,使無所掠。倘運道已梗,則陝西原貯舊糧量支數萬濟急,仍發馬價十萬解往犒軍,行南京戶部發銀二十萬,付陝西廵撫召募戰守之用,從之。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

    戶部覆總督三邊都御史葉夢熊條陳四事:

    一、酌鹽引減。原欠鹽糧每銀一錢,納糧一斗,每銀一分,納草一束,其新增一十萬引,通行均派各商,勒完俱填入二十一年勘合;

    二、修水利,修葺舊渠,灌溉屯田,役軍每日給銀一分五厘,借支軍餉;

    三、造器械,謂應用料銀四千八百餘兩,工匠計日共銀幾三千兩;

    四、計兵餉,寧鎮蕩平,見糧俱盡,議催南京戶部銀二十萬兩,並二十一年年例市本馬價預支等項,從之。

    戶部尚書趙世卿的《計處兵餉疏》所言「查得南京戶部存積銀兩,據報部文冊及開除新收,蓋六十一萬有餘矣。向因征倭借用二十萬兩,今當國計匱乏,再借二十萬兩,未為過也。」

    征播之役,貴州所籌得的軍餉中,就有十萬來自南京戶部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十二

    兵部言:東征以來,借用臣部銀二十二萬七千餘兩,今渡江之兵挨程請餉,朝夕待哺,乞勑戶部亟為接濟,勿致推諉,上可其奏。

    時任工部署郎中事的王在晉在其《題取造船剩餘銀兩以濟供應疏》,內中稱

    「題為查取造船余剩銀兩以濟緊急供應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荊等關,兼理防海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咨為海防軍務方殷,重地兵食俱匱,懇乞聖明早賜區處,以圖制馭長策事,內開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門,准兵部咨,題奉欽依,天津募造沙唬船二百八十隻,工部並南京工部解銀二萬三千八百兩,除支用過外,實剩銀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一兩七錢二厘五毫等因,到部送司,案查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內,該本部題准兵部咨,募造沙唬船二百八十隻,該銀四萬七千六百兩,工部該出銀二萬三千八百兩,題奉欽依,移咨南京工部動支銀一萬三千八百兩,聽海防巡撫行文至日,查給本部仍動支節慎庫銀一萬兩,解赴海防巡撫衙門交割。」

    按時任南京兵部尚書周世選的《督發南京水兵援朝鮮疏》,疏中所言:

    「其安家行月糧等項,俱行應天巡撫衙門咨會照例酌議處給,安家銀兩該本部出辦者徑於草場足銀內動支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九兩,癝給行月糧銀。」

    甚至於工部、南京工部、兵部、南京兵部都出錢支援了三大征,就是沒有神宗發內帑支援三大征的史料

    實際上,光以上這些,總計就有753+619+439+60+22+3=1896萬兩白銀之多,神宗即使有發過一些內帑,史料缺載,又能多到哪裡去呢。

    還有一點,根據時任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在萬曆二十八年所上的《稽財用匱竭之源酌營造緩急之務以光聖德以濟時艱》疏所言:

    「今據各監進過礦銀四十八萬五千餘兩,礦金二千三百餘兩,各項稅課並加罰等銀共二百五十六萬二千六百餘兩,積誠多矣。」

    礦稅總計才銀485000兩,金2300兩,加上榷稅還有髒罰2562600兩,總計300餘萬兩,三大征真要靠神宗內帑接濟,怕不是明軍得活活餓死。

    另外,礦稅真的有這些翻案黨吹的那麼好嗎,未必吧。

    來看看礦稅的危害好了,首先是嚴重減少戶部財政

    第一是鈔關

    按戶部尚書趙世卿於萬曆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所上的《關稅虧減疏》所言

    「及臣蒞事以來,備查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等鈔關,會計錄載原額每年本折約共該銀三十三萬五千五百餘兩,又於萬曆二十五年攤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例也。及查二十七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三十四萬五百四十九兩零,二十八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三十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兩零,二十九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二十六萬二千八百兩三錢零,以原額約之,歲縮一歲,幾減三分之一。隨查各關監督預呈文案,在河西務關,則稱稅使征斂,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計一百六十餘名,今止存三十餘家矣。在臨清關,則稱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為沿途稅使盤驗抽罰,貲本盡折,獨存兩人矣。又稱臨清向來叚店三十二座,今閉門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閉門四十五家,雜貨店六十五座,今閉門四十一家,遼左布商,絕無一至矣。在淮安關,則稱南河一帶剝來貨物,多為儀真、徐州稅監差人挾捉,各商畏縮不來矣,其他煩辭,不敢一一陳瀆。大都人情熙熙攘攘,兢利而來,各商不惜霜風跋涉之勞,不憚湖海波濤之險,以兢尺寸之利。乃以稅使辛螫,視為畏途,舍其重利,不通往來,是豈甘心。無乃稅使之害,尤甚於跋涉風濤者,則苛政猛於虎之說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多之於此,必損之於彼,皇上得無以連年稅使之供進有餘乎,不知其所朘削者即此各關不足之數也,即此一項,則各項錢糧,種種逋欠,皆可例推,是若輩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不惟病民,抑且病國,伏惟聖明留意裁焉,臣愚幸甚,國計幸甚。」

    萬曆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的《申飭關稅疏》又稱

    「查得原設河西務等鈔關七處,徵收船料商稅,歲額三十萬二千七百餘兩,此定額也。數年以前並未聞有所虧欠者,豈惟不至虧欠,間且報有羨饒。自萬曆三十年至三十二年,此三年間,九江頻虧四千兩矣,揚州頻虧一萬二百九十兩矣,北新頻虧一萬八千八十兩矣,滸墅虧一萬九千三百兩,河西務虧四萬三千八百兩,淮安虧六萬七千九百兩,甚則臨清一關竟虧至十四萬八千四百兩矣。總計三年,共虧原額銀三十一萬一千九百有奇。」

    僅僅從萬曆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六年時間,鈔關虧額就達654919兩,幾乎相當於六年之中,有兩年鈔關分文未解到戶部

    ————————————————————————————————————————————————————————————————————————————

    第二是鹽課

    自萬曆二十六年,命魯保往兩淮行大鹽(增加鹽引重量),增浮課八萬引,行積余鹽六十萬引,兩淮鹽課紊亂,商人裹足不前,拖欠戶部稅收日益增多。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

    戶部題鹽筴半復,豈容再誤,略言:國計莫急邊儲,邊儲最要無過鹽筴。近日兩淮春夏鹽課該二十餘萬,今歷十月,尚無絲毫到部,若河東鹽課,小人爭變,其說官商俱困,業已大壞,臣等方懷私憂,勢必及於浙、福。忽見忠義右衛百戶高時夏謬陳福浙等處鹽場屢年積蓄鹽淮,雍滯引目約有銀三十萬兩即蒙免行。又徐州沿河船料等項稍有積余,抵濟漕計,何至余銀六七十萬,小人巧中朝廷心,均可誅也。

    萬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

    戶部尚書趙世卿言:祖制設有鹺政,原以一年之入供一年之出,課不增而商不擾,故額解及時,國餉無損。邇者經費浩繁,供應艱窘,兩月以來,太倉無半鏹之入,日盻鹽課接濟,而延緩稽遲大殊往昔,此其故可言矣。兩淮課額歲共六十萬兩,分春秋兩季解部,從來未有停壓一年者,而停壓自魯保存積之引始,從未掣引未有附搭超掣者,而超掣自存積之奸商始。奸商利則正商病,今商之富者貧,貧者去,更誰辦課,以佐公家之急乎?夫兩淮歲額一十四萬,原系隨徵隨解,自二十八年以三萬六千助工,而解遂愆期,且損額矣。褔建歲額二萬二千有奇,原徵於一年之前,自高寀開依山引四萬,而額遂不敷,且壓至次年矣。九邊引商原與運司鹽商相為首尾者,往歲鹽商無停壓之苦,故引商樂輸,今見內地之鹽壅積不售,則邊倉之引停閣不行,乃嗜利無厭之魔,無端復請刷引,若將舉正課而盡吞之者,獨不思行鹽地方有限,食鹽戶口無多,此增則彼減,此行則彼缺,如山東、如長蘆,內取一分之稅,則課少一分之供,而徵解愈遲,國計愈詘,又何怪乎。乞亟渙綸音,將各處無名浮課悉行罷免,俾臣得索正餉於鹺臣,而鹺臣亦不敢誤臣以誤國矣,不報。

    萬曆四十年九月十三

    戶部以淮監病故言:古未有以閽寺理鹽者,自二十七年魯保謀行大鹽,於是官商褁足,正引不行,十數年來,入皇上者不逾百餘萬,而負太倉已幾二百餘萬矣。三十八年秋課,今猶未解,歲額不敷,害率繇此,況存積鹽引,保已奏罷,榷稅久歸有司,安用此贅員,為乞如總督撫按諸臣言,不復更設,令有司仍以半解部濟邊,半徑解內帑。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為:復祖制,行正鹽,大疏邊內二商之壅,以急拯邊儲敝壞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國家財賦所稱鹽法居半者,蓋歲計所入止四百萬,半屬民賦,其半則取給於鹽策,兩淮歲解六十八萬有奇,長蘆十八萬,山東八萬,兩浙十五萬,福建二萬,廣東二萬,雲南三萬八千有奇,除河東十二萬及川陝鹽課,雖不解太倉,並其銀數,實共該鹽課銀二百四十餘萬兩。又各邊商所中鹽糧銀,淮、浙、蘆東共該銀六十餘萬兩,總鹽課鹽糧二項,並舊額新添計之,實有二百餘萬之數,每歲完不缺額,庶合民賦牽補邊計,猶少二十餘萬。乃今竟何如也?兩淮鹽課,停壓兩年有半,巳少銀一百七十餘萬有奇,今歲又復愆期,時逾秋仲,而上解方至,則下解必更踰越,是將又壓半年矣,合三年則欠二百餘萬矣。又加雲南額解,執留二十餘年,少銀七十餘萬,此皆舉朝能知之、能言之者,至於九邊鹽糧,因淮鹽壅滯,引難售賣,缺額尤多,以停壓年分言之,今四十四年,總查完數,則四十三年以前,各鎮所中鹽糧,皆應全完。永平一鎮鹽引銀僅四千兩,其報完稽考簿,如期繳到,寧夏祗繳至三十六年,欠八年,延綏雖繳至三十九年,中有三十六、七、八等年未到,加後四年,共欠七年。固原繳至二十二年,欠十一年,宣府、遼東俱繳至四十年,欠三年。甘肅、大同、山西神池等堡,俱繳至四十一年,欠二年,薊州繳至四十二年,欠一年,以各鎮額數扣其欠數,實共欠鹽糧銀二百三十餘萬,其所欠雖曰壓年漸完,實則層累而逋耳。又以剋減鬥頭言之,十數年來,自各閹行浮課,壅正鹽,邊引不售,邊商賠累,拘囚刑迸,其額糧竟不能完。除壓年所欠,即有完者,每年告減鬥頭,四六交納,其實未經半收,通同該倉,虛出關鈔,據各鎮所申,倉弊如海,甘死不更,則何有半數入倉也。即有半入,姑以十年計之,已虧邊餉三百餘萬,合壓年虛減,十餘年來,共損鹽糧五百餘萬,此惟邊臣能知之,時為苦請,而舉朝所未必盡知者。總鹽課鹽糧,所虧國計,遂至七百餘萬矣。推原所自,悉由關弁倚借浮課,肆行大鹽,遺禍至今,尚蔓延而未已也。計內帑淮鹽所入不過一百二十萬有奇耳,乃令國計虧至七百餘萬,目今已後,尚未可

    知......等因,萬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本部尚書李等具題。

    十一月初五日,奉聖旨:這所奏行正引、疏積引諸議,深於鹽法有裨,著各該衙門著實遵行,務使商困漸蘇,邊儲永賴,議留覽,欽此。

    到萬曆四十四年,總計鹽課鹽糧拖欠達700餘萬

    ————————————————————————————————————————————————————————————————————————————

    不僅鈔關商稅、鹽課大量拖欠,而且戶部的雜課也被稅監挪用

    戶部尚書趙世卿在萬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所題的《經用匱乏有由疏》所言:

    「蓋國家錢糧,徵收有額,曰稅糧,曰馬艸,曰農桑,曰鹽鈔者,為正課,各運司者為鹽課,各鈔關者為關課,稅契贖鍰香商魚茶屯折富戶等項為雜課,內除徑解邊鎮外,大約三百七十餘萬兩,此外則開納樽省軍興搜括等銀,為非時額外之課,大約五六十萬不等,合此數項,方足四百餘萬之數,以當一歲之出。年來權宜開採之命一下,各處撫按司道有司,皆仰體皇上不忍加派小民之意,遂將一切雜課,如每年山東之香商等稅一萬五千五百餘兩,福建之屯折等銀三萬四千八百餘兩,南直隸徽寧等府之稅契銀六萬兩,江西之商稅鹽課等銀二萬六千七百餘兩改歸內使,而臣部之雜課失矣......關中軍興撙省等銀每年七萬餘兩,盡抵礦稅。

    來看看這幾年戶部的情況

    萬曆二十六年八月

    戶部奏進會計簿,大約一歲所出浮於所入可一百二十五萬許。

    二十七年所入四百五十二萬有奇,所出七百七十一萬有奇;

    二十八年所入三百七十萬有奇,所出五百六十一萬有奇;

    二十九年所入二百三十二萬有奇,所出六百八萬有奇。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

    戶部尚書趙世卿奏上國計要覽:自萬曆三十年起至三十五年止,總計六年,舊額該入太倉庫正項銀二千七百一十一萬一千零,已完二千三百七十九萬三百零,未完三百三十二萬一千零。六年新增漕折、事例等銀六百二十三萬一千零。以上六年,歲辦正項年例等銀三千四百六萬二千零,不時辦進無正項金寶、珠玉、買辦香蠟、羊絨等項銀一百八十三萬八千零。內除借用太僕寺銀一百九十六萬五千餘兩,動支老庫銀九十一萬九千餘兩,並將入過太倉銀用盡外,約另出銀二百九十九萬二千餘兩,俱系太倉京糧通濟等庫、臨德等倉抵扣湊給。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戶部尚書趙世卿言:據管理太倉銀庫署員外郎事主事翟師雍升任交代,造冊到部。本年正月十三日起至十一月十一日止,共收銀二百六十三萬有零。臣於病榻中拭目一觀,不覺驚惶失措有是哉。國計之貧一至於此,是可不為寒心哉!查得太倉歲額共四百五十一萬八千零,此定賦也。朝廷大典禮於是乎行,百官於是乎給,邊鎮軍餉於是乎需輸,將原有定派飛挽亦有定程,既不得遷延於歲月,又豈得逋欠於錙銖?乃今一歲所入輒虧一百九十餘萬,皇上試以為此百九十萬者可減乎?不可減乎?

    從萬曆二十六年到三十七年,太倉庫幾乎是年年入不敷出,就靠著借太僕寺馬價銀,借漕折銀,解京通二倉、臨德等倉糧抵扣湊給,最後不得已借京糧庫銀,南京戶部、南京工部、南京兵部銀

    礦稅、榷稅不但對戶部財政打擊大,對地方財政同樣如此

    各地稅監挪用地方額定存留財政(包括軍餉),朦朧以充礦稅、榷稅,直接導致地方財用不足、

    以廣東為例,按《廣東通志》所言

    「按內官監太監李鳳筦榷稅務前後,發過稅銀二十萬有奇,內除新復新增銀四萬六千餘兩,皆章程額餉,若司庫料價則系田糧歲編之數。廣東軍務章程原額歲入餉銀三十九萬七千餘兩,其中派諸丁糧者十之六,取諸課稅者十之四,諸凡山澤魚鹽之利,關市喬廠之徵已盡於此。頃自榷監入粵,稅無可增,業於前項額餉之內議割四萬兩,不足益以牛判石鐵鍋土絲四稅不下萬兩。不足復割太平、清遠、肇慶三項稅銀七千五百兩,並歸之至戴君恩之奏。每年另增課稅方物銀一十三萬兩,鋪墊銀一萬三千兩,加重銀一千八百二十兩,內惟鹽鐵二項及黃江廣濟梅祿三處加征三萬餘兩,並於司庫歲搜銀四千餘兩,其餘皆平日養兵之資移以上供。至行各屬派補餉銀十萬三千兩,已及雞豚果之微而糧差每丁加至一錢余矣。就中尚有二萬五千兩系解廣西梧鎮之用,實補東粵餉銀止七萬八千兩。通前所存歲入之額不過三十四萬餘兩,籍令征及九分之上,必且拖欠三萬有餘,歲約可得銀三十一萬。」

    又按廣東巡按王以寧所言:「粵東僻在遐荒,其山則不毛,其地則多濱海,斥不可耕,而食者夷搖錯處,哨守相望,一切兵餉半取給於鹽舶諸餉。自稅使入粵,當事者憚於叩閽為苟且支吾之計,除加抽鹽稅、廠稅、墟稅、谷稅以及鐵鍋、牛判等稅四萬七千七百餘兩外,復將通省章程兵餉撥充監稅,前後共一十五萬一千有奇。」

    廣東榷稅是靠額定兵餉章程中抽取的,而不足的兵餉,只能復派之於民。

    除了挪用章程內軍餉外,不足者還從藩庫中搜取

    按兩廣總督何士晉的《再請借留粵稅充餉疏》,所言:

    「據各對布政使司呈稱,本省額編兵餉先年改充稅銀,勉將別項庫銀挪借充餉,自二十八年起至四十六年上半年止,共借過五十八萬二千五百四十八兩零,今司帑磬空,再難借。」

    廣東除了挪用正項章程軍餉外,還從布政使司及其他地方藩庫中挪用582548兩白銀充作稅銀,解赴內庫

    再如真保畿內一帶,額定稅銀七萬,後又加派魚葦四萬,結果根本不能如額徵收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初八

    直隸巡按李文璧請減魚葦等稅銀,以蘇畿內。先是,畿內額稅七萬,又加魚葦稅銀四萬,稅監王虎罔利取盈,魚船葦場之外稅及賣葦箔及賣魚處所,無魚葦則派落地之稅,算及果園菜畦以至窯井,上知其困民,命歸併張燁、馬堂,而虎管礦務,民若更生。然順天等七府所派二萬之數,實無所出,燁移文督催甚急,故文壁疏乞蠲免,萬不得已則請減萬,不報。

    按時任保定巡撫汪應蛟所述:

    「查得各州縣地方自有額稅七萬以來,市無不榷之貨,家無不稅之人,然物價日益騰湧,市井日益蕭條,有司追征不前,多借官庫銀補解。在保定府庫已借過六、七千兩,真定府庫已借過八、九千兩。」

    另外,山東運司每年運給宣府、遼東民運銀81660兩,稅監陳增雖將其內割15000兩解進內庫助工。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十七

    河南廵按曾用升奏:今天下民力竭矣,而州中為甚。災沴頻仍,饑饉洊臻,三十七、八兩年荷蒙皇上留稅發帑,移米賑濟,災黎藉延殘喘,詎意今春徂夏,開、歸、汝等處霪雨浹旬,平地水深丈尺,飛蝗蔽野,禾麥一空,人畜漂流,廬舍沖塌,旁午告賑,視上年旱災更甚,一切蠲恤之恩,尤難以常格拘者。查得中州通省,每年額派正稅銀一萬五千三百五十餘萬,自二十七年榷稅之後,突增色銀七萬一千六百五十餘兩。三十六年營建福府,蠲免河南府稅銀八千六百兩,尚該銀六萬三千六百兩五十零,他省之稅徵於商,中州之稅徵於商者不能十一。向來地方各官苦於無處湊辦,不得已派之當鋪,派之各行,一蔬菓、一雞豚之微,無不計物而榷之,甚有比徵不全,因監稅催督緊急而那借正項錢糧以解者。皇上但見該監按季而進孝順充廷,可以侈富,有充左藏,不知百姓剝膚變產而供有司垂骨敲髓而得者也。中州京邊錢糧自三十年以迄於今,逋負已三十九萬有奇,而光祿料價及藩邸祿糧不預焉。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既包賠那借而取盈於彼,必捉衿露肘而虧縮於此。所盈者在內帑,所虧者在邊廷。邊圉猶屬肢體,中原關係腹心,往年南陽張金、李自省等之故事可為寒心,繇前言之則剜肉療飢,是有害於民而無益於國,繇後言之則悖入悖出,有害於國而並不有其財矣。皇上試一念及此,當有罷崇朝者,倘以福藩營建方新,錢糧支用不敷,勢難遽罷,亦請將內帑一半先行停止,而今歲秋冬二季稅銀仍如撫臣所請,留以賑重災州縣,候府第落成之日,一併求罷,不報。

    河南一省,因為無力征解63650兩稅銀,於是只能把正項錢糧湊解內承運庫,導致的結果就是拖欠京邊錢糧390000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初七

    廣西巡撫楊芳奏言:頃皇上念經費浩大,內帑匱乏榷稅之使徧及域中,即廣西彈丸遠服,亦復定以四萬之稅,臣等具疏懇免,未蒙省發。無何,榷臣沈永壽至冬春兩季盡各府錙銖商稅悉以徵收,正得一萬五千二百兩有奇,榷臣必欲取盈二萬,不得已將額充兵餉鹽利奏與四千七百八十餘兩,共逆二萬。竊計粵西歲支兵餉及經費等項共該二十七萬一千九十兩,通者田地多荒山沙鹵,正得折糧銀十三萬三百兩有奇,益以廣東、湖廣協濟及歲得鹽利商賈諸稅,總前四項所入,僅足一年所出之數,非有分毫堪動之餘也。前榷臣所徵商稅、鹽利,皆兵餉經費額內正數,若下半年必不能取餉以充稅,即榷臣求之臣等,必無以應。況本省環境皆夷,萬一倉卒竊發,無餉可以養兵,無兵可以守土,乞皇上念遐荒瘠薄之區,四萬原額必不能足,特賜免減。疏上,留中。

    廣西的二萬商稅,都是從兵餉經費中所扣,那麼被扣的兵費怎麼辦呢,要麼復派之於民,要麼就耍無賴,拖欠

    又如陝西巡按余懋衡所上的《惡璫荼毒乞正國法疏》所言:

    「至於陝西十萬之稅,皆系各州縣裁減各役工食,科派各行銀錢,間架之括,無分城鄉,蔬果之微,莫逃徵索,不足而縮及廩糧,不足而散及丁糧,聚錙銖以成多,合公私而告匱。此外尚有耗銀五千兩,潼關、咸陽二稅抵方物等項銀九千兩,竭澤而漁,明年無復。」

    造成的結果呢,十分嚴重

    萬曆四十四年八月十五

    陝西廵按御史龍遇奇奏,秦民包稅其苦有三:

    一曰包賠獨異之苦,夫天下稅課獨苦在商,若秦則三面臨虜,商賈罕至,向來歲額皆派之丁畝,派之間梁及陶穴菜傭之輩耳。今凶荒死徙,村里為墟,即向來科無從矣;

    一曰稅額獨多之苦,秦邊地也,瘠土也,遠在江南腹里者勿論,即與秦隣界者,東則山西,西則四川,稅皆萬許,即大藩如河南亦六萬餘,秦肥瘠視三省如何,而稅額多至十萬即,蒙恩減,而已減之額尚浮於三省未減之數矣;

    一曰牽誤邊餉之苦,民止此財,官司既督民以賠稅,小民自不能併力以輸邊,計秦民十八年來已輸過稅額一百五十萬,而坐逋邊餉民運則已至二百四萬,足此誤彼,此又民窮財盡,追呼不堪之明驗,所不可不罷者三也,不報。

    陝西因為每年要徵稅十萬,實際根本徵收不到,於是從廩糧、丁糧、工食中去挪支,最後就是拖欠九邊民運204000

    所以我說,吹什麼不好,非要吹明神宗搞得禍國殃民的礦稅、榷稅

    晚明民窮財竭,一為神宗派稅監搜刮以充內帑,二為遼事興起以後,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搜括、捐助、加派以充遼餉,三為熹宗及魏公公這對主僕為修三大殿搜括地方存銀及搞捐助,熹宗以後,誰借明朝的鍋都是死路一條,如果熹宗和魏公公沒有在天啟七年相繼魂歸地府,而是苟延殘喘到天啟二十四年,那煤山上吊死的肯定不會是朱由檢和王承恩,而是朱由校和魏忠賢這對主僕

  • 58362011237

    2019-07-31 22:55

    大家好,我是饞嘴的小紫薯,一個喜歡歷史的奇葩女子。 

    https://i1.ask543.net/uploads/34/7c/2/tos.jpg

    明朝萬曆三大征是發生在明神宗萬曆帝年間,大明王朝史上轟動一時,是受千萬眾人矚目的大事。萬曆三大征前後綿延了十多年,在歷史的長河裡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明朝萬曆三大征是明王朝在西南、西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的軍事活動,是明王朝軍事史上的一大里程碑。  

    但是萬曆三大征費用的開支和消費高達上千餘萬兩銀子,這些用金錢累積起來的勝利為大明王朝贏得最後一點尊嚴和光彩。

    那麼萬曆三大征的錢從哪裡來的呢?

    大明朝萬曆年間,首輔大臣張居正頒發了一系列針對明朝各種不足制定的改革措施。改革取得巨大成效使得明朝政治效率提高,經濟發達,也極大增強了明朝軍事實力。

    從1572到1582年,張居正改革的十年新政年取得了顯著的效果。當時京城的存糧足夠使用九年。太倉庫中的存銀達到了800多萬兩銀子,太僕寺還有500萬兩,南京的庫房亦有250萬兩的儲備。而廣西、浙江、四川等省的平均存款也有15萬兩到18萬兩的銀子,足足一千七百餘萬兩白銀。可以說,這和之前是截然不同的,之前是完全沒有儲備的。

    萬曆年間,皇帝為了擴充內帑,另曾礦稅和商稅每年高達500萬兩,還有練餉和剿餉每年也要從民間的農業稅里加征。這些錢就支撐了大明萬曆支出,也為萬曆三大征提供了保證。

    這是我個人的觀點,不喜勿噴,歡迎大家來討論。喜歡的可以點個關注,大家一起交流溝通。謝謝!!!

  • 溫柔的魚泡

    2019-08-24 17:10

    謝謝邀請,我是風逍逍,歡迎大家關注!

    https://i1.ask543.net/uploads/b1/3c/a/2b2a000007f26f3e00c41.jpg

    萬曆三大征是發生在明朝明神宗統萬曆皇帝治期間,先後發生在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是寧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朝鮮之役,前後綿延了十多年,這三次戰役被合稱為萬曆三大征。

    https://i1.ask543.net/uploads/17/70/3/174f800080551218c2bb0.jpg

    寧夏之役是蒙古人叛變,大將李如松率軍僅用了幾個月就將叛亂平定。播州之役是以楊應龍為首的苗疆土司叛變,被李化龍平定。朝鮮之役名氣就比較大了,是明朝少有的對外軍事活動,由李如松和麻貴等人和朝鮮名將李舜臣共同擊退了日本豐臣秀吉的入侵。

    https://i1.ask543.net/uploads/44/b0/f/2b29400007f4ed863251d.jpg

    萬曆三大征雖然都獲得了勝利,但是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明史》曾記載三場戰役的財政支出情況,寧夏之役用去金二百餘萬,朝鮮之役用去七百餘萬,播州之役也用去二三百萬。而且這些戰爭幾乎是接踵而至,這之間並沒有什麼喘息的機會。

    https://i1.ask543.net/uploads/40/54/7/2b28a00007f1c3dddaf30.jpg

    萬曆初年,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政時期,主導了一系列銳意革新的改革,通過改革賦稅、丈量土地、推行考成等措施,使明朝窘迫的財政狀況一度得到改善。但是萬曆三大征直接將這最後一絲元氣也揮霍一空,明朝用金錢堆出來的勝利為大明王朝贏得了最後一點尊嚴。

    https://i1.ask543.net/uploads/5c/3e/1/2b28d00007e970925f3f9.jpg

    有很多人都對萬曆三大征持積極態度,認為國家和平和安定是打出來的,寧夏和播州之役都是為了平定叛亂,穩定政權,必須要打。朝鮮之役是為了掐滅日本侵略亞洲的野心,維護外部環境的安全。

    https://i1.ask543.net/uploads/80/f8/2/2b29a00007fddb37da4c1.jpg

    但是萬曆三大征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國力,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從長遠來看,萬曆三大征雖然勝利了,但是無數人才將領的損失,無數人力、財力、物力的消耗掏空了整個國家的潛力,對國家發展而言是失敗的。

    https://i1.ask543.net/uploads/ce/71/a/2b28d00007e9b76e35cfa.jpg

    雖然萬曆三大征每一場都以明朝的勝利而結束,但是每一場戰爭都打得非常艱難,除了李如松等的貢獻和帶給百姓的傷痛和恐慌,朝廷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龐大的開銷掏空了國庫,也掏空了明朝最後一絲元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