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得勢僅三年,是否足以對明朝政治造成足夠惡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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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538885477

    2019-08-02 14:05

    閹黨禍國,無需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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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整道德的十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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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肯定有不少人糾結於東林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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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淺談一二,其一,東林之功過是非,自明季至當代,從未蓋棺,褒揚者不乏,指斥者亦存;其二,在下對東林黨的評價亦頗有微詞,但對當今網絡甚囂塵上的「崇禎朝東林黨廢除商業稅關稅」觀點更是不值一哂,完全是捕風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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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林黨在野時主持公論,訾議朝政,贏得頗高的社會聲望;當政後,主要精力消耗於內部紛爭,甚少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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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而美國學者Hucker對東林運動有過精闢論斷:「明末東林運動的失敗,代表傳統儒家價值與現實惡劣政治勢力鬥爭的一個典型,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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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政治集團的東林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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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林黨救世信條:尊經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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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林黨經濟要求:體恤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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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林黨當政後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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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舉遺秩,布之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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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同伐異,排斥異己,打擊宿敵齊楚浙宣昆黨,迫使其倒向魏忠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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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政治經濟積弊,亦採取改良措施,但綜合來看,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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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分裂與大清洗

    天啟年間黨爭鳥瞰圖,明末黨爭之酷烈,歷代唯有東漢黨錮之禍可與之相提並論,與晚明國運相始終,遺毒無窮。

    萬曆年間,黨爭大興,「爭國本」使其趨於尖銳化,逐步形成東林黨與以浙黨為首的齊、楚、宣、昆諸黨聯合體,東林黨人稱之為「邪黨」兩大派系。

    黨爭形式主要由廷推閣臣、京察、言官攻劾三者為主。

    焦點主要集中在「國本」與「三案」上。

    整體而論,東林黨在萬曆年間始終未曾得志。

    光宗臨終之時,楊漣受顧命,之後與左光斗等一班東林黨人驅逐李選侍,擁立熹宗。

    自此東林黨受到重用。

    天啟初年,內閣、都察院、吏部、兵部、禮部等要職均為東林黨人所把持,東林權勢,盛極一時。  

    東林黨甫一執政,便試圖對日益險惡的國事予以補救改良,例如平東事,薦舉熊廷弼任經略;發內帑以解決遼東欠餉;為彌補國用不足,加派遼餉雜項、鹽課等項目,但又因民間貧苦,天啟二年下令免天下帶徵錢糧二年等。

    但綜合來看,改良收效甚微,這是因為,對於這時的東林黨人來講,他們的主要精力已經被牽涉到無休止的黨派之爭中去了。

    拙劣的政鬥  

    前文已提及明末黨爭形式多由京察等為主。

    萬曆年間的數次京察,東林黨與齊楚宣昆諸黨互有勝負,但東林黨在萬曆最後幾年處於極端劣勢中。

    天啟三年,值癸亥京察,主持者為東林黨人張問達、趙南星等,東林黨占據優勢。

    在此次京察中,東林黨人對邪黨人物大肆罷黜,最典型的是所謂「四凶」,即齊黨、楚黨的領袖人物,分別為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

    曾經與東林黨不合的官員也遭罷黜。

    癸亥京察後,東林黨似乎已經通過種種手段將原先的邪黨以及不合政見者驅逐出朝。

    然而,萬萬沒想到,這一幫新舊政敵竟會紛紛投靠魏忠賢,瘋狂報復。

    事實也證明的確如此,天啟四年夏,在癸亥京察中遭驅逐的徐大化投靠魏忠賢,並在此後持續不絕。

    天啟四年後,魏忠賢集團冠蓋如雲,聲勢大振,並開始了對東林黨的大清洗。

    對此,《明史》曾議論道:「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其功,虐焰不若是其烈也。」  

    天啟四年初,東林黨人內部明顯分裂為兩大陣容:一為東林核心人物及其依附於他們的親隨人等,主要人物有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

    一為因利益不均而游離於主流之外的邊緣派人士,並開始在各種問題上怨憤不平。

    終於在天啟四年初形成了極大的內訌,不僅重創東林黨自身實力,亦為閹黨集團的反攻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  

    四年二月,吏科都給事中出缺,若依照序列底布,劉宏化當為首位,阮大鋮居次,魏大中處於末位。

    此三者皆東林中人,本為東林門戶內部之事,卻引發爭奪。

    最終魏大中在核心人物的支持下獲得成功。

    此後東林內部又爆發了因贛籍東林人與主流人物的糾紛。

    東林黨內部的派系鬥爭最終釀為大禍,阮大鋮與贛籍東林黨人傅櫆等先後倒戈投向閹黨集團,東林黨人的脆弱核心地帶全面暴露。 

     由以上二節亦可得出,所謂閹黨集團,不過是集聚在魏忠賢身邊、以齊楚浙等黨人與東林邊緣派人士所組成的政治集團。 

    天啟四年,副都御史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由是徹底激怒魏忠賢,決心將東林黨趕盡殺絕,其黨羽也想藉機報復,以瀉舊恨。

    崔呈秀曾語魏忠賢「東林將害公」,並進《同志錄》,所列皆東林黨人。

    王紹徽炮製《點將錄》等獻給魏忠賢。

    自此閹黨對東林黨大清洗拉開帷幕。

    首輔大學士葉向高被迫辭職,趙南星、高攀龍等東林黨骨幹先後被罷免,閹黨上位。

    天啟五年,興「六君子之獄」;天啟六年,再興「七君子之獄」;天啟六年,編纂《三朝要典》,使為「三案」翻案。天啟年間,明朝統治行將就木,內憂外患日益深重,朝堂之上卻仍以黨爭清洗為要,令人扼腕。 

    黨爭對戰局的影響

     天啟年間的遼東戰局,與以下三人關係密不可分: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換言之,天啟年間遼東局勢,多是由此三人苦苦支撐。

    欲明辨遼東戰局中魏忠賢及其閹黨的作用,只需理清魏忠賢與此三人關係即可。 

     整體而論,天啟年間的遼東局勢對於明朝已十分不利。

    彼時,建虜處於攻勢,每戰必有所得;明軍處於守勢,每戰必有所失,即便有所謂的寧遠錦州大捷,但都是限於局部,其象徵意義要大於實際效果,對全局並無決定影響。

    有此大敵當前,魏忠賢及其閹黨集團亦不能不予以重視,然而由於明朝組織制度幾乎失控,財政破產,再加閹黨集團的短視與昏聵,統觀全局,最終導致遼東戰局每況愈下。  

    熊廷弼是江夏人,屬楚黨,但他與東林黨的關係很密切。

    萬曆三十六年,熊廷弼巡視遼東,已敏銳察覺到努爾哈赤將成心腹大患,他曾上疏道:「(努爾哈赤)城郭用廬飲食性情與遼同,所志在我土地。」

    萬曆三十七年,熊廷弼便開始著手加強東線邊防,並安撫蒙古。  

    萬曆四十七年,薩爾滸之戰起,明三路喪師,大敗,此役標誌明朝對遼東戰略由進攻轉為防禦。

    此後,開元、鐵嶺連續淪陷,遼東東界堅城全無。

    天啟初年,東林黨始主政,力圖扭轉遼東敗局。

    在經略一職人選上,東林黨人、大學士劉一燝力薦熊廷弼:「即如熊廷弼守遼一年,奴酋未得大志,不知何故首倡驅除,……今日急著,非經熊廷弼不能辦此事。」

    在東林黨人的支持下,天啟元年六月,熊廷弼再次經略遼東。  

    然而熊廷弼上任後,卻發現兵權盡歸王化貞之手,熊廷弼「徒擁經略虛號而已」,出現了「經撫不和」的巨大問題。

    主要分歧是:熊廷弼主守,王化貞卻「絕口不言守」,力主出戰,終致廣寧慘敗。  

    廣寧失守後,王化貞與熊廷弼同時被逮捕入獄。

    楊漣等議:「廷弼奉守關之旨,不可謂逃,又不可與化貞同列。」

    三法司會審,顧大章堅決支持熊廷弼,指出廣寧失陷「難盡諉廷弼之掣肘,盡抹廷弼之先見」。

    最終熊廷弼、王化貞一併論死。

    《明史》記載道,熊廷弼讓汪文言賄賂內廷四萬兩方才請求緩刑,然而熊廷弼終究與閹黨不合,「魏忠賢大恨,誓速斬廷弼。及楊漣等下獄,誣以受廷弼賄,甚其罪。……帝怒,遂以五年八月棄市,傳首九邊。」  

    崇禎元年,工部主事徐爾一上疏為熊廷弼申冤。這一份奏摺被收錄在《明史》里,內有對天啟初年關於經撫不和及廣寧失守的分析,並伸張熊廷弼的功績,有興趣可以查閱。  

    談遷曾在《國榷》中評價熊廷弼經略遼東:廷弼在遼,詰榮固圉,殘疆為之氣色,建虜再入,皆不得逞,其所措置,猶有方略可觀,餘人不能及也。  

    《明史》載: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起事,而封疆議起。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謂不罷,遼必不保。詔下廷議。廷弼憤,抗疏極辨,且求罷。

    崇禎二年欽定魏忠賢閹黨逆案,馮三元名列其中。王化貞後投靠閹黨。  

    如此御邊賢能,因朝廷黨爭,並遭魏忠賢嫉恨迫害,最終落得「傳首九邊」的悲慘下場!  

    廣寧失陷後,朝中輿論譁然,「大張撻伐」之論頓時喑啞,以兵部尚書王在晉為首,紛紛主張放棄遼東,退守山海關。

    閣臣孫承宗力陳「議守關外」,並在王在晉調離後自請督師。

    孫承宗督師四年,正是在這四年裡,未見建虜大舉興師之記錄。遼東戰局隱有轉機。  然而好景不長,天啟四年六月,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標誌東林黨與閹黨矛盾公開激化。

    此一時期的孫承宗與魏忠賢關係,孟森先生《明史講義》中寥寥數語已大致勾勒:「忠賢亦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遣中官劉應坤等齎帑金十萬犒將士,而賜承宗坐蟒膝襴金幣,並為忠賢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始恨之,至是益不能安其任矣。」

    孫承宗是葉向高的門生,閹黨成員羅織《東林黨人榜》,孫承宗名列其中。

    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后,黨爭加劇,閹黨大規模清洗東林黨人,孫承宗欲借巡視薊州昌平之機入京為東林党進行陳述,魏忠賢甚懼,乃三道飛騎阻其入覲。

    之後,「孫承宗亦以所用總兵官馬世龍誤信建州降人劉伯漒言,襲取耀州,敗於柳河,失副參兩將及兵士數百,遂於是年十月罷督師職,代以閹黨高第」。

    天啟五年十月,孫承宗被撤職;天啟六年正月,努爾哈赤大舉興兵,西渡遼河。

    看出因果關係來了麼?!  

    高第上任後,認為關外不可守,令盡撤移關內,袁崇煥不從。

    高第自己撤兵入關,袁崇煥獨守寧遠。

    曾有評論說:由於閹黨撤換孫承宗導致遼東防務戰略改變的潛在損失,不亞於天啟二年廣寧等地的陷落。  

    孫承宗去職後,努爾哈赤即發動攻擊。《明史》載:「我大清知(高第)經略易與,六年正月舉大軍西渡遼河。」 

    寧遠被圍時,高第擁兵不救,事後卻虛冒戰功,被撤職,代之閹黨王之臣。

    孟森先生《明史講義》記錄以後之事:之臣故忌崇煥,而已崇煥新有功,不敢發,及時詰崇煥辱國通敵,朝命之臣內任本兵,專倚崇煥。

    繼而建州兵又至,攻錦州,滿桂、趙率教卻之。

    忠賢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為暮氣,遂罷崇煥,再任之臣為經略。

    寧錦大捷後,鹿善繼曾感慨:「即寧錦戰守,折長勝之鋒,多尋仇之氣,飲水思源,城是誰修,火器誰所教,道將是誰所用,豈不明明具在。」  

    可笑的是,寧錦大捷之「源」孫承宗督師,早已在天啟五年,因遭魏忠賢的嫉恨而去職了!更為可笑者,寧遠錦州大捷後,袁崇煥竟也遭罷黜!  

    熊廷弼御遼有功,卻因身陷黨爭漩渦,被閹黨迫害致死!  

    孫承宗督師遼東四年,成果斐然,卻遭陷害下台!  

    袁崇煥孤守寧遠,廷議卻還在為戰守而舉棋不定,閹黨派來的經略高第、總兵楊麒坐視不救,袁崇煥也最終因受閹黨排擠而去職!  

    黨爭對遼東戰局的惡劣影響,閹黨對遼東戰局的掣肘。  

    明代後期募兵制與軍費  

    明代後期軍伍的來源只要有二:衛所和招募。

    這是因為隨著衛所軍大量逃亡,至明代中期,衛所制逐步鬆弛,不得已以招募代替。

    以弘治年為例,永樂時期全國衛所定額270萬人,至此逃亡數目已過半。

    募兵制始於正統二年;弘治年間,開始在陝西大量募兵,正規軍色彩加重。

    嘉靖時期,南倭北虜猖獗,軍隊亟需大量補員,募兵力度空前加大。

    此後,募兵制占據明代軍制的主導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衛所制從未徹底解體,它一直存至明朝滅亡。  

    衛所體制下的軍費開支較小,募兵制大規模占據主導後,養兵費急劇膨脹,最終超出國家財政負荷,終明一世無解。  

    按照明代國家財政體系來看,組織軍費的機構主要是戶部,但工部需要負責兵器,兵部主要保證軍服,戶部則主要供給軍餉。

    通過由戶部從國庫調撥的軍費,稱為「年例」,由京運(即戶部太倉國庫撥付的庫銀)支付,然而隨著軍屯制度的破壞,以及募兵制度的推廣,年例數額不斷增多,弘治時,各邊年例僅約43萬兩,萬曆時飆升至480萬兩,萬曆之後,尤其是崇禎年間,流寇四起,建虜侵擾,作戰不斷,軍費支出幾達天文數字,引發嚴重的財政失衡。  

    空前膨脹的財政赤字下,軍費管理體系的混亂也十分致命。

    供給計劃不周,管理不善,貪污嚴重,使得本已捉襟見肘的明代軍費又大量流失,欠餉嚴重。

    《熹宗實錄》記載,天啟六年,遼東三岔河士兵,「全無衣甲器械,惟有張空拳以當白刃」。

    士兵苦無收入,貧困飢餓,隨之引發一連串的譁變與逃亡,兵變匪,朝廷只得繼續募兵剿匪,以致軍餉赤字缺口愈來愈大,如此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明朝財政全面滑向破產的困地。  

    明代軍費支出以養兵費為主,另有軍官餉銀、馬政費、軍事工程建設費、兵器製造費等。此外尤其注意的是,明代軍費較前代出現了兩大變革:其一為以銀兩為本為的貨幣軍費取代了以制錢為本位的貨幣軍費;

    二是軍費的貨幣化程度較前代有很大提高。

    國家財政貨幣收入的增加,以及連年的戰爭,使軍事貨幣規模不斷擴大。

    史載,弘治正德年間,軍費開支僅為43萬兩;萬曆四十六年至泰昌元年為672萬兩;崇禎初中期為500萬兩;峰值出現在崇禎十一年,是年達到空前的1960萬兩,大大超出國家財政貨幣量,致使明朝陷入空前的國防危機與財政危機中。  

    萬曆四十六年,開始徵收遼餉,以應對焦頭爛額的軍費開支;天啟元年,東林黨始主政,遼餉增加雜項加派等;天啟六年,魏忠賢執政期間,開始實行遼餉預征制,即每年十月開始預征次年遼餉的十分之三,農民負擔沉重,苦不堪言,再加天災頻頻,西北經濟完全崩盤,最終釀成澄縣民變,由此揭開明末流寇之亂。  

    三餉與崇禎朝賦稅  

    前文軍費開支篇中已簡略提及遼餉,現進而做一歸納:所謂三餉,即「遼餉」、「剿餉」、「練餉」的徵收。

    其中遼餉加派始於萬曆四十六年,當年議定每畝田賦加派3厘5毫,四十七年議定再加3厘5毫,四十八年再加派2厘,崇禎四年,再加3厘。

    崇禎十年,因流寇之亂,加派「剿餉」;崇禎十二年,加派「練餉」。

    此外,崇禎八年曾加派「助餉」。

    天啟六年開始,還實行遼餉預征制,農民負擔進一步加重。  

    天啟元年,東林,因遼東戰局持續惡化,遂始于田賦加派之外,首次加派雜項遼餉,範圍非常廣泛,大致包括雜項、鹽課、關稅、蘆課等。

    據《皇明世法錄》統計,天啟三年雜項加派共計2650516兩。

    崇禎年間,在增派地畝銀的同時,雜項、鹽課、鈔關、蘆課的加派也續有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天啟五年,因國家財政困難,戶部尚書李起元奏請再設鈔關,徵收什一稅,是年共計徵收439900餘兩。  

    史書記載,李起元為官清廉,聲威極高,不偏不倚,魏忠賢曾欲拉攏,不從。

    換言之,李起元並非閹黨。

    天啟年間的閹黨與東林黨火拼,未曾牽涉其身。  

    時下網絡,有關思宗起用東林黨,全面廢除商業稅的傳言甚囂塵上。

    然而此說法難經推敲。思宗本人對黨爭行為十分敏感且痛恨,在崇禎朝內閣大學士任職最久的溫體仁周延儒皆非東林黨人。

    崇禎元年,朝中推舉內閣大學士,溫周互相勾結,攻訐被提名的東林領袖錢謙益,致其致仕,思宗也曾當面斥責東林黨人會推不公。

    己巳之變後,袁崇煥下獄並最終處以凌遲,與閹黨興風作浪亦不無關係。

    由此可見,即便閹黨勢力消亡後,東林黨也再沒有恢復其在天啟初年」眾正盈朝「的盛況。  

    孟森《明史講義》道:元年正月,大計天下吏……是時柄國者皆忠賢遺黨,無感頌言東林者……而閹黨猶持政局,動以計陷右東林者。

    二年三月,始定逆案。  

    據《明史·食貨志》記載:崇禎初,關稅每兩增一錢,通八關增五萬兩。三年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尚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為三萬。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九年複議增稅課款項。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

    此外,以崇禎十二年,徵收「練餉」為例:

    除田賦外,項目繁多。

    照畝加派,畝征一分,共加征4811800兩  

    賦役所核,得700000兩  

    兵部所裁站銀,500000兩  

    關稅量增,200000兩  

    鹽課,400000兩  

    契稅,240000兩  

    贓罰銀,200000兩  

    典稅,30000兩 

    公費節省,10000兩  

    以上各項合計7091800兩,其中田賦占比為79%。  

    閹黨集團的政治遺產  

    在史書與後人研究中,魏忠賢及其所操縱的閹黨,遺留下一樁樁觸目驚心的、災難性的政治遺產。

    今據苗棣先生《魏忠賢專政研究》一書,簡略概括四點如下:1.混亂、破敗的邊防,熊廷弼傳首九邊,孫承宗被迫致仕,袁崇煥解甲歸田,自此,遼東防務益加混亂,邊事益加無人。  

    除遼東以外,西北、西南的局勢在天啟年間也一直相當糟糕。

    蒙古諸部常入塞搶掠;西南情況更是危殆,對起於天啟初年的安邦彥奢崇明叛亂更是束手無策,直至崇禎二年才弭息。  

    2.混亂、困窘的財政,皇宮三大殿自萬曆中期之後一直廢棄不用,天啟五年,國家財政已瀕臨破產,魏忠賢卻慫恿熹宗重建三大殿,工程持續兩年多,耗銀無算。為緩解財政危機,魏忠賢加派「稅差耗余」,又加「帶徵」、「捐助」、「搜刮」等項目,以天啟六年四月事為例,魏忠賢命南京搜刮各府庫銀解充殿工及兵餉。

    毫無計劃性節制性的各種搜刮完全耗光明王朝各級府庫,並造成了大筆的赤字虧空,給原本便雪上加霜的明朝財政造成無以彌補的重創。

     

    3.餓殍遍野的民間慘景、走投無路的破產饑民以及結眾搶掠的逃卒,稽之往史,天啟五年至七年,可查閱到的天災數不勝數,然而遍查天啟五年至七年的《熹宗實錄》,對災荒的奏報與賑災卻極為罕見。

    翻閱翦伯贊先生《中外歷史年表》天啟六年一節,大型災禍幾乎遍及全國:是年六月,北京、宣大、山東、河南地震;北京大水,江北、山東旱蝗。入秋,河決淮安,江北大水。河南蝗。

    天災不斷,貪官橫行,酷吏肆虐,饑民不得賑濟,賦役加派卻又不見減免,由是導致民變迭起。先是因閹黨逮捕東林黨人而激起的蘇州民變,而《明史·流賊傳)的起始記錄更是在天啟六年的八月,「陝西流賊起,由保寧犯廣元」。

    而天啟七年三月爆發的澄縣民變則被史學界普遍視為明末全國性民變的開端。同時,援遼兵丁陸續逃回後,結眾搶掠,漸漸蔓延,最終與民變隊伍混合,醞釀著崇禎朝驚天憾地的流賊風暴! 

    4.黨爭、逆案、翻案  魏忠賢自盡後,其身後所遺留的政治災難遠未結束。崇禎二年定逆案,名目牽扯甚多。

    然而失去庇護的閹黨只得忍氣吞聲,在無聲中醞釀著翻案。

    明末黨爭,雖非魏忠賢專制所引起,但卻由此而臻於極點,且一直未曾消失,其流毒甚至遺至南明。  

    如此腌臢不堪之閹黨集團,自出現以來便受世人唾棄,緣何時至今日卻興起了翻案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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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909436246

    2019-08-02 16:47

    忠賢秉政期間,排除異己,專斷國政,以致人們「只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對於封建王朝來說,他就是一個權傾朝野,肆無忌憚,目中無人的奸臣,他對與自己政見不合的人痛下殺手,以致朝堂上風聲鶴唳,無人敢言。魏忠賢倒台後被列入中國歷史上十大奸臣之一,可見其影響之大,但魏忠賢也並不是一無是處,在抵禦後金方面非常強硬,而且不遺餘力的支持遼東防線,堅決反對退縮山海關一線,袁崇煥能在遼東放開手腳,與後金打得有聲有色,都是魏忠賢背後大力支持,關寧鐵騎在明朝困難時期軍餉總能足量發放,甚至能用上當時有點奢侈的紅衣大炮,袁崇煥對魏忠賢非常看重,並懷感激之情,曾與人聯名上書,要為魏忠賢修生祠,這也是後來袁崇煥被詬病的原因之一。縱觀明朝對後金的對抗,成績最突出的就是魏忠賢秉政的那一時期。

    魏忠賢對毛文龍也是非常的支持,授毛文龍「欽差平遼便宜行事總兵官征虜前將軍左軍都督」和尚方寶劍,對毛文龍進行黑市貿易、搶掠朝鮮邊民商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毛文龍也算幹吏,積極進取,開拓了旅順-義州一線的東江軍鎮,不斷騷擾後金盛京以東的城池。

    寧遠達到這樣的戰果,關鍵是軍費的充足,魏忠賢最大的本事之一就是圈錢,明朝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大明的經濟命脈主要集中在江南,江南在文化和經濟上都領先北方和大西北很多,於是魏忠賢看中了江南那些富戶巨賈,針對工商業、對外貿易發達的江南地區,從新設立了萬曆末年被東林黨廢除的工商稅、海稅;但他沒有給農民加賦。不但解決了財政困難,甚至撥款修築了黃河大堤。

    以無錫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江南官員很多,在朝中相互結成黨派,史稱東林黨。他們大多是江南名門望族,有的出自江南貢院,有的是花錢捐官,與魏忠賢作對的主要都是這群來自江南的東林黨。東林黨和現在灣灣的民進黨很像,專門挑刺,說話頭頭是道,一副憂國憂民,為民請命的樣子,他們似乎是正義的化身,深得民眾的讚許和支持,但實際上了前台,基本上都是嘴炮,幹不了多少實事。

    魏忠賢死後,重新掌權的東林黨立刻再次廢除切身利益相關的工商稅、海稅。對中西部的旱災置之不理;富庶東南的稅收廢除,卻派軍隊到貧亂交加的西北旱災區加賦、徵稅;對後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關外將士的疾苦~打勝了說你浪費國家錢~打敗了咔嚓你;對農民起義得過且過,無限招安,導致農民軍不能徹底剿滅,大名朝內外交困,財政困難。

    崇禎皇帝也想扭轉不利局勢,於是向大臣們借錢,這些東林黨向來以清廉著稱,雖然私下裡沒少貪污,一個個腦滿腸肥的,但在崇禎面前表現的兩袖清風,一貧如洗,借錢?沒有,清官沒錢。不過李自成進了北京,先製作了5000套夾棍,勒令明朝大官僚交出贓銀,叫做「輸銀助餉」,由劉宗敏、李過等主持,追贓助餉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共得銀七千萬兩。如果當初肯出七百萬輛,大明也不至於那麼快亡國呀!

    魏忠賢雖然暴戾,對反對自己的人心狠手黑,做事獨斷專行,把攬朝綱,大搞一言堂,架空皇帝,為所欲為,但他確實也做了一些有助於大明江山維持的正事,如果魏忠賢晚死幾年,寧遠一線不會那麼吃緊,袁崇煥也不一定死,李自成也難以成事,大明江山說不定能多延續幾年。

    中國古代歷史對忠臣和姦臣總是兩極分化,非黑即白,說要說忠臣身上也有毛病或者奸臣也做過幾件好事,立刻大帽子滿天飛,什麼替奸臣翻案,抹黑英雄,居心不良、是非不分,甚至破口大罵,髒話狂飆,好像罵的越歡就越有正義感一般。而事實上歷史是很複雜的,沒有一個一無是處的人緊靠溜須拍馬就能登上高位的,也不是每個英雄都是白璧無瑕,不排除有個別人全面否定英雄,會讓奸臣變成忠臣,但大多數人還是能正視歷史,客觀的看待人性的複雜,好的就是好的,毛病就是毛病,出在同一個人身上一點都奇怪。

  • 其實這段歷史,還是有些讓人頭疼不已的。誰都說不清,道不白,你也難免會有一些抹黑在裡面。也難免會有一些不同的說法。對於魏忠賢這個人真的是無從評價,無從下手,你說他影響了明朝政治那是不假。但是你要說對他造成惡劣的影響,也不一定完全是他一人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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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公公這個人還是非常有勇氣的,我甚至一度懷疑金庸老先生的《笑傲江湖》裡面人物原型,都是有些些許魏公公的影子。而且這個魏忠賢也是一個非常有政治才華的人,不然怎麼會有這種九千歲歲的說法。但是我仔細一看,其實並不是魏忠賢政治能力多強,而是他的對手們實在太弱智了。明面上是閹黨和東林黨相對峙,其實背後的意義乃是細分幾個派系。也可以說是皇權與臣下的鬥爭,這些個東林黨之所以能讓閹黨坐享其成,慢慢做大。都是東林黨自己做出來的,從爭國本到紅丸、移宮等三案發生。整個明朝內部無時無刻不在鬥爭,可以說無時無刻都有東林黨的影子。也可以說在東林黨眼裡,除了東林黨以外的黨派都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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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開始的時候,東林黨是和齊、楚、浙三黨相爭,後來只是浙黨和東林黨相爭,浙黨也勢力較大,後來東林黨越來越牛逼,浙黨只好再拉一個黨派來共同對付東林黨。所以浙黨派系就瞄向了一個群體,他們算是成立了一個聯盟,在東林黨眼裡就統稱為兩個字「閹黨」。這樣我們大家就應該能理解了,這是明朝末期的一些政治走向。所以這些黨政就說明了,根本不是魏忠賢一人遮天。就是東林黨和其他黨相鬥爭產生出來的閹黨,因為這些人甚至都不把皇權放在眼裡。但是後來大家都發現最後面真正有權利的,就是皇權沒有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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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黨爭都是攻擊他人,打擊異己。無論是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是意見不統一。所以這樣的爭執一直持續下去,背後面皇權一切都看在眼裡。皇權要想收網就需要一個漁夫!漁夫不是別人,正是魏忠賢。所以,我認為不是魏忠賢影響了明朝的政治。是這些各黨自己作死,自己影響了自己!

  • 100092469372

    2019-08-02 15:35

    魏忠賢的死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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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寫歷史的都是文人集團,天生看不起閹人,如果把皇帝寫的太壞是不是有點違忠?身為臣子當然是這樣的,那麼宦官就是天生背鍋的好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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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不是說魏忠賢就不壞,他為掌權一樣打擊異己,一樣兇狠毒辣。明熹宗時期,皇帝愛做木匠,啥事不管,諸事交於魏忠賢處理,文官肯定不幹了,啥事都聽一個太監的,肯定要奪權,東林黨出現了,雙方交鋒,東林完敗。可以說魏忠賢打敗了整個朝堂,後來魏忠賢怎麼就被17歲的崇禎搞死了吶,這個再說魏忠賢一手遮天是不是有點說不過去。魏忠賢死後東林黨死灰復燃,朝堂上君不君,臣不臣,烏煙瘴氣,一手打掉魏忠賢得崇禎,歷史上被稱作有道之君的崇禎,束手無策,是不是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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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忠賢徵收工商稅金動了士族的利益,動了東林黨的利益,身為文人士子的東林黨,他們考慮都是自身的利益和權利,如果有人為國家想想,明朝不會那麼快滅亡,畢竟皇帝換了他們一樣可以做臣子。

    崇禎後來又收斂了魏忠賢的屍骨,這是後悔了的。

  • 92552867788

    2019-08-02 17:17

    三年彈指一揮間啊不是嗎?天啟四年到崇禎元年

    他掌權時,明朝政府抵禦遼東後金的入侵還是比較給力的,可以說一掃萬曆末年遼東戰場的頹勢,大有光復遼東之勢。前期能夠認識到遼東與京師唇齒相依的關係,否定龜縮山海關的決議,積極支持孫承宗的推進戰略;後期任由袁崇煥督師遼東,不敢說他多器重袁崇煥,但從來往信件看,袁與魏的關係至少是和諧的,袁最牛掰的幾次戰功全在魏掌權時誕生。當時明軍的情況是:關寧鐵騎不用裁員,軍餉仍可足量正常發。皮島軍隊不用精簡,收入來源也是穩定的。寄居海島的毛文龍進行黑市貿易、搶掠朝鮮邊民商旅,本著中庸之道,基本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毛文龍也算幹吏,積極進取,開拓了旅順-義州一線的東江軍鎮,不斷騷擾後金盛京以東的城池;授毛文龍「欽差平遼便宜行事總兵官征虜前將軍左軍都督」和尚方寶劍,人心籠絡絕對到位,搞得毛文龍熱血沸騰,誓死鞏衛皮島、朝鮮本土。盛京的西面,從寧遠至錦州,本來荒涼破敗了十年的城池一座座重新修葺一新、再次拔地而起;明軍的火銃、戰車、地雷、炸彈配備齊全;紅衣大炮這種奢侈品也都搬上了寧遠、錦州的城頭。

    魏當九千歲的幾年幾乎與關外捷報頻傳的時間同步,寧遠大捷大炮轟傷努爾哈赤(回盛京後不久死去)。寧錦大捷明軍多次重創皇太極。丁卯之役,毛文龍在朝鮮拼盡血本擊退阿敏數萬八旗軍,阻止了阿敏當朝鮮王的夢想。皇太極東奔西突累到吐血沒撈著什麼好處,只能龜縮在盛京。

    關外的戰爭形勢一片大好的背後其實還是錢在起作用,魏最大的能力之一是收稅。明末,天下金銀、盡聚三吳,魏忠賢針對工商業、對外貿易發達的江南地區,從新設立了萬曆末年被東林黨廢除的工商稅、海稅;但他沒有給農民加賦,出身社會底層的魏忠賢在河南遭災時,還能免除賦稅,從內庫撥款賑災;閹黨在放火燒了東林書院後,幾十年未曾修過的黃河水道,開始維修;而且專門找東林黨人投資的「壟斷企業」收刮。齊楚浙黨與魏打的火熱,閹黨「爪牙」(稅官)送錢的踏破魏府門檻,有錢好辦事,而魏辦事能力沒的說,一定給你辦成。浙江巡撫感覺海內咸平,農民不用被折騰都安心勞作,魏簡直太給力了,提議修生祠,於是全國掀起修生祠的高潮,遼東的官兵將士修的又好又用心,袁崇煥稱頌魏忠賢「從古內臣誰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賞宜也!」因為魏給了關寧軍豐厚穩定的收入。

    在魏忠賢登場的前後,明末的朝堂上有這樣一群官員,他們大多出身於南京江南貢院,他們相互視為「校友」,漸漸形成黨派,以無錫東林書院為精神聖地,他們清高,他們理想主義;表面上看,他們似乎是正義的化身,閃爍著人性的光輝。但從根本上考究一下的話,沒接觸過底層社會的他們大都是江南鄉紳巨賈子弟,花成千上萬的銀子買個科舉名次,甚至不乏中舉後繼續買官者,盤根錯節的黨同伐異,漸漸成為朝堂上掌握話語權的中堅力量,排擠的齊浙楚、閩等小黨派勢力時,所用手段不比閹黨遜色多少,這就是明末歷史上牛掰哄哄的的東林黨。

    對比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其他朋黨,東林黨很多人似乎更適合生活在現代的美國政壇。但掌權的東林黨偏偏生活在明末內憂外患的時刻,恰恰成了帝國衰落的催化劑。魏忠賢死後,重新掌權的東林黨立刻再次廢除切身利益相關的工商稅、海稅。對中西部的旱災置之不理;富庶東南的稅收廢除,卻派軍隊到貧亂交加的西北旱災區加賦、徵稅;對後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關外將士的疾苦~打勝了說你浪費國家錢~打敗了咔嚓你;對農民起義得過且過,無限招安,導致農民軍不能徹底剿滅;由於明朝官員俸祿很低,除了極個別清官,貪腐幾乎是必然的,但頂著東林的名頭,錢貪過後不敢承認且一丁點都不願吐出來(捐獻出來不就承認和說明我貪了嘛)。

    史書上寫了魏忠賢犯的十大罪,然而仔細看,大多罪狀都是圖謀啥子啥子卻基本沒實際行動和證據,修祠堂這種雞毛也算大罪?修堵牆掛張畫而已,民間自古就有為好官修祠堂的傳統;魏真正做成了的壞事,其實主要就是利用東廠殺死楊漣等辱罵彈劾醃黨的東林「名士」,以禁言無聊御史們的彈劾。對於魏對東林黨的打擊,竊以為在當時的朝堂是非常值得推敲的。魏殺楊漣等人的行為本身是不對,但結果是禁言,禁言後,專心為自己為國家撈錢。3:7開那也是在撈錢、在有效工作。明末兩極分化,土地兼併嚴重,銀子都在江南鄉紳富戶的手裡,怎麼讓他們把銀子交到國庫?東林黨出身江南富家,不願也不能做到;而權傾一時的威權主義者魏公公可以做到。

    有了錢才能給軍隊發工資;才能造各種軍備武器,除了紅衣大炮:還有地雷、火銃、火棘莉、炸彈等等火器;才能築城修牆養馬。軍隊裝備牛掰才能內平賊寇,外御強敵。而以上古代軍事工業正是促進經濟發展、保持就業的好辦法。

    魏的功業在於保證了帝國稅收系統的穩健運行;增強帝國凝聚力、控制力,南到廣西、北至錦州盡為掌握;能夠用正確給力的人並給予支持(炸傷努爾哈赤的紅衣大炮可是用真金白銀買的),扳回遼東戰場的頹勢,撫平北方農民因災造反的危機;跟前輩王振之流比起來,不得不說魏的才幹確實高出了一大截;即使跟一般的內閣大臣比起來其實也有卓越之處;拋開黨同伐異這些朝堂政治不可避免的「錯誤」不講;魏至少是個效率極高的注重實用主義的幹練能人。東林黨回憶錄里說魏本人很愚鈍,大多數點子都是他周圍的人出的;很多人讀了此段瞬間想到了吃葡萄的感覺。

    崇禎上台後,與魏比疑心重也就算了,關鍵收不到稅還超級愛清廉,超級恨貪腐~滿朝東林士官大多富的流油,科舉的排名都是比銀子多少的,此時一個棉襖爛洞、衣服打補丁的皇帝空降下來,突然要搞一場無人配合的反貪運動,滿朝官員從剛開始的不寒而慄變成後期的笑而不語,一個個都成了超級影帝,下面的百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各種紅白喜事都是搜刮漫天,可偏偏在上面皇帝跟前超級愛裝清廉。「您不是愛清廉恨貪腐嗎?我被逼只能裝啊,適者生存嘛!」什麼?你要錢?我可一個子兒都沒有,微臣可是「清官」啊!朱由檢(崇禎)先生像個孤獨的觀眾一樣,深深蒙在東林黨上演活劇的一面爛鼓裡。更別提東林黨的大本營~江南的稅收了,可惜他們不知收斂,戲演過頭了,正劇變成悲劇了。

    魏死後,遼東的形勢再次退化到了萬曆末年的水平並持續惡化,財政困難的同時,崇禎皇帝疑心重,且在議和主站的意見中間搖擺不定,先是拋棄孫承宗,然後將袁崇煥凌遲。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沒了給力的將軍,下屬官兵們只能幹瞪眼,遼東的關寧防線由強轉弱、節節敗退的局面再難挽回。

    袁崇煥督師遼東時,積極研究關外地勢民情、八旗軍作戰技倆,提拔趙率教、祖大壽、何可綱、滿桂(蒙古族)等勇將。勤於操練,多次整治軍紀,與士兵同甘共苦。努爾哈赤兵敗寧遠,為袁崇煥大炮所傷,旋即不愈而死;寧錦之戰,為父報仇的皇太極小伎倆用盡,卻一點便宜沒撈著,在袁崇煥跟前吃足了苦頭,看過關寧鐵騎的軍容後忌憚三分,戰術上皇太極用兵狡詐,袁崇煥卻比皇太極更老辣。可惜的是,這位屢次擊敗後金軍隊的功臣良將,在成功保衛北京後居然立即被崇禎羅織罪名下獄,一生從無敗績的大明薊遼督師被凌遲處死。袁崇煥剛剛提出的「五年復遼」計劃成了泡影。袁死後,他提拔的人中除祖大壽無奈投降後金(投降時改稱滿清)外,余者皆相繼戰死。精心培育的關寧鐵騎死的死,降的降,最後只剩了少部分兵力保存在山海關的吳三桂手中。

    袁崇煥死後,皇太極認識到人數劣勢和裝備劣勢,於是廣幕各族勇士,創立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並任用毛文龍的得力手下孔有德製作大炮。東亞第一勁旅的名號最終歸屬於善於吸納各族精英的八旗軍了。英國東亞研究者稱17世紀初的東北亞通古斯軍隊為東亞最強勁旅,皇太極率領的八旗軍作戰勇猛,戰術靈活,向西驅兵千里擊敗風頭正勁的蒙古林丹汗,朝鮮的保護神毛文龍死後,得力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接連叛逃後金,東江軍鎮名存實亡。皇太極稱帝,後金改稱滿清,清軍攻擊朝鮮勢如破竹,擊敗各路集結的八萬朝鮮軍隊如探囊取物,八旗軍幾乎沒死人輕鬆占領漢城,把朝鮮國王李倧攆到江華島上,逼迫朝鮮簽訂臣服之盟。如果沒有戚繼光做薊州總兵時整修精良的長城,明帝國結果又如何?

    反過來看北京城的金鑾殿上,令人可笑的是,東林黨里沒人想著保證更多人的不失業,也提不出保增長、搞基礎建設拉動經濟的辦法,整日提些看似有理,實際荒唐的建議;有人居然提議裁掉占用開支很小的驛站,陝西米脂的李自成作為驛站職員的鐵飯碗工作瞬間丟了,沒飯吃咋辦?造反算了!於是跟了闖王高迎祥,高迎祥為陝西總督孫傳庭、三邊總督洪承疇合謀逮捕。崇禎說:斬!李自成變成了闖王,孫傳庭打的他攜帶18騎逃遁荒山。旋即孫傳庭因直言諫阻「秦軍」(孫傳庭培育的一隻勁旅)北上薊遼,得罪崇禎以恃驕之罪被革職下獄,而討崇禎喜歡的洪承疇升任任薊遼督師;人與人的不同真的比人和豬的不同都大!被下獄的孫傳庭以死報國!得寵的洪承疇最終卻成了二臣!

    再看關外,祖大壽被圍在錦州,洪承疇集結帝國精銳兵力意圖解圍,前期步步為營勝利不斷,本欲穩步推進,可是帝國沒錢做軍餉,崇禎逼洪承疇速戰解圍,結果被圍在松山,尷尬的是大明國庫空了,再無法招兵解圍,崇禎果斷放棄。一億人的大帝國看著良將忠臣送死,還會有多少人願意為你賣命。遼東被圍的將軍士兵們不可不算忠心,苦守一年、兩年,沒了糧食寧可殺自己人來吃都不願意投降,可再忠心的人也架不住老闆負心冷屁股啊;另一面是皇太極的熱情關懷與重金許諾,最終洪承疇、祖大壽無奈的背叛了培養自己多年的繁華溫暖文明昌盛的帝國(當時士人的視角),選擇了跳槽到偏僻苦寒的毫無發展前途的蠻夷小國(明朝人眼中的後金),當然在那時人看來,沒有自殺殉國,確實不忠,連洪的母親都大罵之並絕交,更何況民間。可要擱今天,如果是崇禎的員工,即使是有溫和隱忍性格的你,或許第一天就把朱由檢這老闆給炒了。

    松山丟了,錦州丟了,關寧防線沒了,皇太極眼前就剩下一條出自60年前,名將戚繼光之手號稱史上最堅固的長城。洪承疇出主意:「長城再堅固也要人把守,關內明軍精銳盡為闖賊所滅,現鎮關之軍,軍心已亂,正是長驅山海,奪取天下的機會!」可不巧的是,此時皇太極卻病了,回盛京後旋即死去。

    皇太極剛死,李自成就又鬧了起來,連破開封、洛陽等中原重鎮;河南成了李自成的天下,領50w民軍直撲潼關,意在取關中平原這塊王地。無人可用的崇禎終於想起了監獄裡的孫傳庭,崇禎封其兵部尚書行專斷之權;在詔獄裡被折磨了三年的孫傳庭再次準備收拾「闖賊「時,帝國的河南、山西、陝西、四川已經被受災的農民軍打爛了;又是因為沒錢,餓著肚子的新兵被崇禎逼著出潼關迎戰農民軍,兵力懸殊,瘦弱憔悴的孫傳庭憑藉著胸中的一種精神以身入賊軍,馬革裹屍於公元1643年,孫夫人在長安聽說丈夫戰死投井而死。中國人尤其重視身前死後的榮譽,一直不喜歡孫傳庭的崇禎居然質疑其詐死,人無諡號,家無撫恤,崇禎不給褒獎,功過自有後人評說,《明史》給了個客觀的評價:「傳庭死而明亡矣」。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帝國失去了最後一位五星級忠臣良將,再也沒了翻身的機會!

    李自成入關中後,取長安,北上輕易擊破太原、大同等軍事重鎮,直到百萬民軍圍困北京時,李自成仍然承諾要三百萬銀子,封個王就退兵,並答應幫崇禎剿滅滿清!可此時滿朝官員仍然沒一個願意出錢的,崇禎終於明白了,他怒了,國家居然毀在這群「吝嗇」官員之手!崇禎以「驚人的愚蠢」對議和條款加以拒絕!1644年三月十九日,城破,崇禎吊死煤山(現景山)。臨死前崇禎哀嘆「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噴出了「雖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也!」之類的話,竊以為無非找個託辭洗刷自己的過失與無能,想想此前的幾年裡,為了找墊背的,平寇無力時,殺了多少兵部尚書?稅收捉襟見肘,換了多少內閣首輔?

    其實在李自成攻克北京近郊時,崇禎先是聽太監曹化淳評價:「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然後又想到十七年前兄長天啟的臨終囑託:「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已經有所悔悟,於是秘密收葬魏忠賢遺骸,專門祭奠之。只可惜大廈將傾,悔過已晚。

    故事並未結束,京師淪陷後,滑稽而意想不到的一幕上演了:在京的東林黨一眾人本來翹首期盼著伺候新皇帝,結果卻幾乎統統被李自成、劉宗敏抄家、拷掠、暴屍於街頭;少則幾萬兩、多則幾十萬兩的銀子從各大臣的家中抄出。後人感嘆:滿朝的官員玩過頭了,滿是悲劇與慘劇啊,大明帝國終究還是成了茶几!

    歷史由勝者書寫,不能武斷的說《明史》就是偏執的,但也不要低估清初文人集團(文人集團的成分大家猜!)黑魏忠賢的能力和美化崇禎的企圖,歷史這東西有時很幽默,有時很諷刺,清官一定會為國家的國防、經濟帶來好處?你可能思考半天說,也許吧,誰知道呢?明朝人不加思索的說「呵呵~貪官吃肉,我們至少喝點肉湯。崇禎這樣刻薄的穿補丁衣服的清官來了,我們只能喝西北風!」

    當然,從當今旁觀回顧者的視角來看,明末政府遇到的畢竟是此前的秦漢、隋唐、宋元1800多年來任何當朝政府都沒遇到過的奇難境地:史上最強外敵和洶洶滔天的農民軍內患,再有國庫空虛的雪上加霜。換了任何一位「明君」擱到當時的環境下都很難說能挽大廈於將傾。

    中國歷史上一輪又一輪的統一政權,要麼死於外敵,要麼亡於內患,財政不給力通常是堤壩潰爛的最初之蟻穴,所謂周期率大抵如此。明代的財政危機早早的從嘉靖朝發端,萬曆朝放大,到了天啟末、崇禎初已經爛到根子裡了!把所有罪過嫁禍於一個姓魏的太監頭上,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牽強附會罷了!

  • 3003460440566093

    2019-08-02 17:17

    魏忠賢生也罷,死也罷,也改變不了大明王朝走向滅亡的命運,內有農民軍起義,外有女真族的入侵。稅賦的繁重,人民苦不堪言,對明王朝已失去信心,軍餉不足,士兵以馬為食,可用之兵已寥寥無幾,將領紛紛倒戈

  • 3364139961159096

    2019-08-02 13:24

    魏忠賢掌權時,明朝政府抵禦遼東後金的入侵還是比較給力的,大有光復遼東之勢。有以下幾點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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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能夠認識到遼東與京師唇齒相依的關係,否定龜縮山海關的決議,積極支持孫承宗的推進戰略後期任由袁崇煥督師遼東,不敢說他多器重袁崇煥,但從來往信件看,袁與魏的關係至少是和諧的,袁最牛掰的幾次戰功全在魏掌權時誕生。

    https://i1.ask543.net/uploads/34/7c/2/tos.jpg

    當時明軍的情況是:關寧鐵騎不用裁員,軍餉仍可足量正常發。皮島軍隊不用精簡,收入來源也是穩定的。寄居海島的毛文龍進行黑市貿易、搶掠朝鮮邊民商旅,本著中庸之道,基本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毛文龍也算幹吏,積極進取,開拓了旅順-義州一線的東江軍鎮,不斷騷擾後金盛京以東的城池;授毛文龍「欽差平遼便宜行事總兵官征虜前將軍左軍都督」和尚方寶劍,人心籠絡絕對到位,搞得毛文龍熱血沸騰,誓死鞏衛皮島、朝鮮本土。盛京的西面,從寧遠至錦州,本來荒涼破敗了十年的城池一座座重新修葺一新、再次拔地而起;明軍的火銃、戰車、地雷、炸彈配備齊全;紅衣大炮這種奢侈品也都搬上了寧遠、錦州的城頭。

    魏當九千歲的幾年幾乎與關外捷報頻傳的時間同步,寧遠大捷大炮轟傷努爾哈赤。寧錦大捷明軍多次重創皇太極。丁卯之役,毛文龍在朝鮮拼盡血本擊退阿敏數萬八旗軍,阻止了阿敏當朝鮮王的夢想。皇太極東奔西突累到吐血沒撈著什麼好處,只能龜縮在盛京。

    關外的戰爭形勢一片大好的背後其實還是錢在起作用,魏最大的能力之一是收稅。明末,天下金銀、盡聚三吳,魏忠賢針對工商業、對外貿易發達的江南地區,從新設立了萬曆末年被東林黨廢除的工商稅、海稅;但他沒有給農民加賦,出身社會底層的魏忠賢在河南遭災時,還能免除賦稅,從內庫撥款賑災;閹黨在放火燒了東林書院後,幾十年未曾修過的黃河水道,開始維修;而且專門找東林黨人投資的「壟斷企業」收刮。齊楚浙黨與魏打的火熱,閹黨稅官送錢的踏破魏府門檻,有錢好辦事,而魏辦事能力沒的說,一定給你辦成。浙江巡撫感覺海內咸平,農民不用被折騰都安心勞作,魏簡直太給力了,提議修生祠,於是全國掀起修生祠的高潮,遼東的官兵將士修的又好又用心,袁崇煥稱頌魏忠賢「從古內臣誰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賞宜也!」因為魏給了關寧軍豐厚穩定的收入。

    在魏忠賢登場的前後,明末的朝堂上有這樣一群官員,他們大多出身於南京江南貢院,他們相互視為「校友」,漸漸形成黨派,以無錫東林書院為精神聖地,他們清高,他們理想主義;表面上看,他們似乎是正義的化身,閃爍著人性的光輝。但從根本上考究一下的話,沒接觸過底層社會的他們大都是江南鄉紳巨賈子弟,花成千上萬的銀子買個科舉名次,甚至不乏中舉後繼續買官者,盤根錯節的黨同伐異,漸漸成為朝堂上掌握話語權的中堅力量,排擠的齊浙楚、閩等小黨派勢力時,所用手段不比閹黨遜色多少,這就是明末歷史上牛掰哄哄的的東林黨。

    對比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其他朋黨,東林黨很多人似乎更適合生活在現代的美國政壇。但掌權的東林黨偏偏生活在明末內憂外患的時刻,恰恰成了帝國衰落的催化劑。魏忠賢死後,重新掌權的東林黨立刻再次廢除切身利益相關的工商稅、海稅。對中西部的旱災置之不理;富庶東南的稅收廢除,卻派軍隊到貧亂交加的西北旱災區加賦、徵稅;對後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關外將士的疾苦~打勝了說你浪費國家錢~打敗了咔嚓你;對農民起義得過且過,無限招安,導致農民軍不能徹底剿滅;由於明朝官員俸祿很低,除了極個別清官,貪腐幾乎是必然的,但頂著東林的名頭,錢貪過後不敢承認且一丁點都不願吐出來

    有了錢才能給軍隊發工資;才能造各種軍備武器,除了紅衣大炮:還有地雷、火銃、火棘莉、炸彈等等火器;才能築城修牆養馬。軍隊裝備牛掰才能內平賊寇,外御強敵。而以上古代軍事工業正是促進經濟發展、保持就業的好辦法。

    魏的功業在於保證了帝國稅收系統的穩健運行;增強帝國凝聚力、控制力,南到廣西、北至錦州盡為掌握;能夠用正確給力的人並給予支持(炸傷努爾哈赤的紅衣大炮可是用真金白銀買的),扳回遼東戰場的頹勢,撫平北方農民因災造反的危機;跟前輩王振之流比起來,不得不說魏的才幹確實高出了一大截;即使跟一般的內閣大臣比起來其實也有卓越之處;拋開黨同伐異這些朝堂政治不可避免的「錯誤」不講;魏至少是個效率極高的注重實用主義的幹練能人。

    魏死後,遼東的形勢再次退化到了萬曆末年的水平並持續惡化,財政困難的同時,崇禎皇帝疑心重,且在議和主站的意見中間搖擺不定,先是拋棄孫承宗,然後將袁崇煥凌遲。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沒了給力的將軍,下屬官兵們只能幹瞪眼,遼東的關寧防線由強轉弱、節節敗退的局面再難挽回。

    袁崇煥督師遼東時,積極研究關外地勢民情、八旗軍作戰技倆,提拔趙率教、祖大壽、何可綱、滿桂(蒙古族)等勇將。勤於操練,多次整治軍紀,與士兵同甘共苦。努爾哈赤兵敗寧遠,為袁崇煥大炮所傷,旋即不愈而死;寧錦之戰,為父報仇的皇太極小伎倆用盡,卻一點便宜沒撈著,在袁崇煥跟前吃足了苦頭,看過關寧鐵騎的軍容後忌憚三分,戰術上皇太極用兵狡詐,袁崇煥卻比皇太極更老辣。可惜的是,這位屢次擊敗後金軍隊的功臣良將,在成功保衛北京後居然立即被崇禎羅織罪名下獄,一生從無敗績的大明薊遼督師被凌遲處死。袁崇煥剛剛提出的「五年復遼」計劃成了泡影。袁死後,他提拔的人中除祖大壽無奈投降後金(投降時改稱滿清)外,余者皆相繼戰死。精心培育的關寧鐵騎死的死,降的降,最後只剩了少部分兵力保存在山海關的吳三桂手中。

    袁崇煥死後,皇太極認識到人數劣勢和裝備劣勢,於是廣幕各族勇士,創立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並任用毛文龍的得力手下孔有德製作大炮。東亞第一勁旅的名號最終歸屬於善於吸納各族精英的八旗軍了。英國東亞研究者稱17世紀初的東北亞通古斯軍隊為東亞最強勁旅,皇太極率領的八旗軍作戰勇猛,戰術靈活,向西驅兵千里擊敗風頭正勁的蒙古林丹汗,朝鮮的保護神毛文龍死後,得力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接連叛逃後金,東江軍鎮名存實亡。皇太極稱帝,後金改稱滿清,清軍攻擊朝鮮勢如破竹,擊敗各路集結的八萬朝鮮軍隊如探囊取物,八旗軍幾乎沒死人輕鬆占領漢城,把朝鮮國王李倧攆到江華島上,逼迫朝鮮簽訂臣服之盟。如果沒有戚繼光做薊州總兵時整修精良的長城,明帝國結果又如何?

    反過來看北京城的金鑾殿上,令人可笑的是,東林黨居然提議裁掉占用開支很小的驛站,陝西米脂的李自成作為驛站職員的鐵飯碗工作瞬間丟了,沒飯吃咋辦?造反算了!於是跟了闖王高迎祥,高迎祥為陝西總督孫傳庭、三邊總督洪承疇合謀逮捕。崇禎說:斬!李自成變成了闖王,孫傳庭打的他攜帶18騎逃遁荒山。旋即孫傳庭因直言諫阻「秦軍」北上薊遼,得罪崇禎以恃驕之罪被革職下獄,而討崇禎喜歡的洪承疇升任任薊遼督師。被下獄的孫傳庭以死報國!得寵的洪承疇最終卻成了二臣!

    再看關外,李自成入關中後,取長安,北上輕易擊破太原、大同等軍事重鎮,直到百萬民軍圍困北京時,李自成仍然承諾要三百萬銀子,封個王就退兵,並答應幫崇禎剿滅滿清!可此時滿朝官員仍然沒一個願意出錢的,崇禎終於明白了,他怒了,國家居然毀在這群「吝嗇」官員之手!崇禎以「驚人的愚蠢」對議和條款加以拒絕!1644年三月十九日,城破,崇禎吊死煤山(現景山)。臨死前崇禎哀嘆「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噴出了「雖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也!」之類的話,竊以為無非找個託辭洗刷自己的過失與無能,想想此前的幾年裡,為了找墊背的,平寇無力時,殺了多少兵部尚書?稅收捉襟見肘,換了多少內閣首輔?

    其實在李自成攻克北京近郊時,崇禎先是聽太監曹化淳評價:「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然後又想到十七年前兄長天啟的臨終囑託:「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已經有所悔悟,於是秘密收葬魏忠賢遺骸,專門祭奠之。只可惜大廈將傾,悔過已晚。

    當然,從當今旁觀回顧者的視角來看,明末政府遇到的畢竟是此前的秦漢、隋唐、宋元1800多年來任何當朝政府都沒遇到過的奇難境地:史上最強外敵和洶洶滔天的農民軍內患,再有國庫空虛的雪上加霜。換了任何一位明君擱到當時的環境下都很難說能挽大廈於將傾。

    歷史上一輪又一輪的統一政權,要麼死於外敵,要麼亡於內患,財政不給力通常是堤壩潰爛的最初之蟻穴,所謂周期率大抵如此。明代的財政危機早早的從嘉靖朝發端,萬曆朝放大,到了天啟末、崇禎初已經爛到根子裡了!把所有罪過嫁禍於一個姓魏的太監頭上,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牽強附會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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